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这标志着河长制已从当年应对水危机的地方应急之策，上升为国家政策。
河长制为什么能从地方实践上升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推行？源于三方面考量：河长制满足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需要；河长制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需要；河长制是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的需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基于以上三方面分析，国家层面全面推行河长制，要着力破解以下三方面难题。
一是建立自上而下各层级、各部门领导负责的“河长”制，破解跨区域跨部门协调难题。跨流域治理是长期困扰中国的治水难点之一。2015年，全国530个重要省界断面中，Ⅳ类～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仍旧高达16.5%和17.5%。浙江“五水共治”之所以成效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部门界限，实现职能整合。建议自上而下各层面都要建立河长制，明确涉水管理的各级负责人，分别担任超标的跨省界断面所在重点流域河流的河长，同时还要建立河长联席会议制度。最高层级河长专门负责协调跨省的水量调度、水污染纠纷、水环境治理、水生态补偿、专项资金补助等重大问题，负责制定上下游相对统一的规划、标准、政策及联动措施，负责监督考核重点流域各地河流治理工作等，负责协调落实省部级河长联席会议制度议定事项等。
二是着手修订法律法规，破解环境治理体系的权责对等难题。当前环境治理领域改革，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环保职责，这也是各地在推行河长制实践中着重解决的难点。但目前一些地方改革中多强调的是“应然”，而如何实现“必然”，更需要从法定授权予以解决。污染防治职能细化的同时，也要考虑赋予职能部门相应的权力和手段。只有权责对等，改革才能真正成功，这是法律层面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否则河长制只能更多地依靠行政等手段去推行，生命力可能会大打折扣。
三是引入公众参与和第三方服务，破解社会共治难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质疑，在反映民众对良好环境质量期待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公众参与是消除信任危机、增强政府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一个成熟的社会治理结构，不仅要求政府各部门履行好职责，而且要能充分激发最广大民众的潜能。因此，环境保护法把公众参与列为一项重要原则，《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重点之一是“共治”。不少地方在河长制推行过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引入了民间力量参与。河流治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因而也最能触动百姓痛点，同样也最能得到百姓认同。今后全面推行河长制，更要着眼于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让百姓能有更多、长效、固定的参与渠道，使之从受损者、旁观者、评论者成为受益者、参与者、监督者，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格局，为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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